史有為 | 致敬桥本万太郎

今年是桥本万太郎先生（Hashimoto Mantaro, 1932-1987）诞生90周年、逝世35周年。

先生长我5岁，但却是师长辈。在学识的各个方面都堪以为师。

大约是1982年，译者有幸与桥本先生相识。那也是靠着同学陆俭明的推荐，由他向朱德熙先生提议，让我也来列席旁听。记得当时朱德熙先生邀请了桥本先生和梅祖麟先生来北大讲学并研究。一次在他们住处听先生们聊天，一次是朱先生宴请他们，让我当陪客，蹭了一次饭。这两次都是俭明兄向朱先生建议让我参加的。我当然喜从天降，非常感谢学兄俭明。先生们谈话，俭明兄和我只是旁听，不插嘴。他们聊生活也谈学术。时间久了，许多事都记不住了。有几个小细节却意外记住了。一个是桥本先生说，今天睡了个午觉，真是舒服极了，难得的享受。当时的表情就好像一个孩子，轻松，天真。梅先生也同意，接着说难得看了回电视剧，是茅善玉演的沪剧《璇子》，没想到还演的真好，唱的也好。这让我知道，在国外都是没有午睡的，我们现在天天有午睡，真是幸福。我们也知道，这些学者勤奋不倦，很少把时间花在休息上、娱乐上，太值得我们学习了。桥本先生当时还送了我一些他的著作，其中有关于东干语的著述，还有就是我译述的这册刚刚出版的英语抽印本。这是桥本先生创立的“语言地理类型论”的核心部分之一。此观点还扩及整个亚洲，形成语言地理类型演变的思想，对汉语各方言的差异和声调变化提供了一个地理类型的解释。以后桥本先生将研究汇融成一书，由上海学者余志鸿翻译，朱德熙先生为之作序，于1985年出版，此即广为传阅的《语言地理类型学》。桥本先生当时还在赠文上为我题了字。

宴请的一回，席间桥本先生说，日本现在用片假名借了许多英语词，他主张有些外来语完全可以用汉字代替，反正日文里一个汉字有很多读音，再多一个也没有关系，日本人能接受。他还举出具体的例子，比如high，用ハイ表示，不如让汉字“高”多一个ha-i的读音。这些细节，让我亲眼见到，亲身感受，也让我认识到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必须勤奋，必须有广博的知识与涉猎，必须有创新的思维。

回去后，我对桥本先生的这篇“锅、菜、喝”，很感兴趣，和对于我来说是全新的知识。我想翻译，于是写信征求先生的同意。先生回信说可以，还说不必一字字翻译。大概是考虑到其中的一些内容中国学者都很熟悉吧。

我采取的是译述的办法，译述完之后却不知如何处理。再以后，1987年，突然听到消息，说是桥本先生不幸因病去世，我不能相信。因为见他的时候，他精神矍铄，非常健康。但消息确实，又不能不信。我真的非常难过，为这颗巨星的陨落而伤感。短短的两次见面，他的和善可亲，毫无想象中的架子，他的流利的中文，广博的语言才能和研究领域（除日英中三语外，他还通晓客家话、东干语、西夏文！），他的发人深思的论点和创见，都为我树立了一道不可逾越的榜样。这才是大师风采！好不容易《语文论集》（四）集稿，我便赶紧校订好译文，但已经不能让桥本先生亲自过目了。

谨附上不成熟的译述，以此表达一个后学者对先生的追念与致敬。

史有為 2022.1.三九

和它们的历史与地区的变体分布为据

作者试图根据“锅”“菜”“喝”这些与饮食有关的汉语基本词，在某些主要方面确定东亚大陆的语言发展方向。为此，可以从考古学和语文学角度来确定炊锅的变化和“喝”的语义变化的年代顺序。此外，还查考了a）炊锅的形制及其功能的历史演变，b）“喝”义在地域上的扩展或缩小。语言发展的方向受着双重核查：一方面是现代汉语方言中炊锅名称的共时分布模式；另一方面是“菜”与“喝”的多种历时变体。这些词在东亚大陆上是由东南到西北角作共时分布的，这并不说明该分布顺序就一定反映了这些变体产生的实际顺序。它们可能只是反映了书面历史的表面顺序。这些词实际上很可能在早期就已经产生了。换句话说，这些词并未沿着汉语历史的时间轴作纵向发展，它们在语言早期历史阶段就全部产生了，它们所具有的共时分布只是一种横向的，至少也是斜向的发展。在这些词的纵向和横向出现之间存在着一些很妙的关系。作者建立的语言发展方向的假说还得到了东亚大陆河流名称分布模式的支持。

东亚大陆在历史上曾有过几次规模大小不等的迁徙浪潮（注：例如客家人从北面的黄河地区向广东东北角的迁徙，桥本1973已涉及）。北亚的游牧部落也曾多次入侵中原，然而东亚大陆原始农耕社会的安定生活仍然作为主要因素决定着语言的渐进发展。东亚大陆居民的数量在世界上是最大的（注：请注意，在中国周围的一些国家，包括如此边远的域外国日本和越南，一直使用书面中文来写作官方文书和大量文艺作品，直至现代初始民族主义兴起为止）。这是印欧民族也不能与之相比的。由于印欧民族的不安定，因而很难让语言地理学家们去描绘罗曼语、斯拉夫语等等支系所占地区的语言地图。东亚大陆存在着丰富的书面文献，这只有印欧语系才可能与之相比较，虽然这些文献中的语言信息常常由于非表音（至少不是完全表音）的书写系统而弄得含混不清。安定的东亚农耕社会，丰富的文献，使得语言的共时的横信息一旦与历时的纵信息结合，就成倍、成数倍地增加前者（横信息）在语言调查中的作用。

东亚语言在句法结构的历时发展方面同自南而北所观察到的结构的共时转移大体是相对应的。（注：该话题可参见桥本万太郎1976a，1976b，1979a, 1979b, 1980b, 1980c）据此，我们可以断定语言的历史发展首先是北方的特点向南方扩散，或者是北方的特点冲淡了南方的特点。我们将寻求现代汉语方言中词汇转移的证据，要用丰富的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来作双重核查，以证实由北向南扩散的语言发展方向。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地质学家和历史学家所提出的进一步要求和建议，将同语言学家一样，应该特别地而且认真地给以期望。

东亚大陆最早的炊锅大概是“鬲”（gliek/liek/li）（前两种是高本汉对上古和中古汉语的构拟和拼法，最后一种是汉语拼音对普通话的拼写，下同）。“鬲”经历了史前龙山文化时期，殷代（1766-1122 B.C），一直到周代（1122-722 B.C.）。（参见图例1）

 “鬲”之后是“鼎”（tieng/ tieng/ ting），最早的标本也是龙山文化时期的，一直继续到汉代（206 B.C.-220 A.D.）。（参见图例2）

“鬲”又被认为就是早于“鼎”的“甗”（ngian/ ngien/ yan）。然而“甗”显然只是“鬲”与“鼎”之间的一种中间形式，应排除在讨论之外。“甗”很象是鬲和鼎的综合，上部象鼎，下部是鬲的样子。这三种炊锅词在普通话中，在现代北方方言的各个分支中都已不存在，替代它们的则是“锅"（kwâ/ kuâ/ kuo）。

图例1.鬲

图例2.鼎

 “锅”不见于《说文解字》，在《切韵》和《广韵》中才见收入。表示炊锅的词在任何语言中几乎都是基本词，汉语中的“锅”也应该如此。虽然《说文解字》中没有“锅”字，但却收有—个生僻的废止已久的字。

这个字与“锅”字肯定是同源词。《说文解字》中对这个字的解释是“秦”（西北部）字，意为陶炊锅（译述者按：《说文》原文是“秦名土釜曰~，读若過”）。说明现代的“锅”这个词确确实实是来自中国西北部的。

比“锅”早，而又比“鬲/甗/鼎”晚的是“镬”（ ǥ'wâɣɣɣâk/ âwak/ huo），按照《说文解字》的解释，“镬”是一个大炊锅，只是没有鬲和鼎那样有三条腿。（译述者按：《说文》原文是“镬，镌也”，“镌”乃“大盆也”）。

以上这些炊锅的发展顺序的年代学结论是由东亚考古学和语文学提供给我们的。

从以上四五个炊锅的形制和功能可以独立地、合理地推测它们产生的顺序。鬲和鼎的形制变化反映了炊锅的进化。与鬲相比，甗和鼎的腿较长、较细。这表明那时的古人已经能够a）把炊锅底部置于火的最热部分——火的顶端，b）为了取得最大的效能而把三条腿完全插入火焰中。

关于鬲和鼎的性质，当代东亚考古学家们的意见仍然是不一致的。它们分别依据两条不同的线索；一条是鼎有耳，而鬲无耳，另一条鬲的三条腿是空心的，而鼎的三条腿是实心的（至今所见到的只有一例是空心的）。不管怎样，鼎还是较优于鬲的。鼎可以有效地加热，鼎耳可以帮助来调节炊锅的高度，而鬲却不能，因此可以肯定鼎是较晚发明的。

从鬲到鼎的进化，在更大程度上是依靠制作原料的改变，从而开辟了一个独立的年代，即青锅时代。鼎足的延长也暗示着生活的改变——从主要是席地而坐改变为使用坐具，为了更加方便和合适地握持炊锅。坐具在中古汉语中称为“胡床”。隋代（581-618A.D.）皇帝曾下令改称“交床”（折叠的床）。这个名词在汉人生活中出现得并不很早，而且还有着游牧部落背景的痕迹。

早期的鼎是殷和西周时制作的，其双耳立在鼎沿上，战国时制作的鼎，双耳位置则有所降低，而且呈弯曲形状。再以后，鼎的足又缩短了（参见图例3）。这些都反映了由于生活安定，火炉产生并发展了（参见图例4），并有了方便炊事和美观的要求。

图例3.晚期的鼎（引自张广治1977：370页）

图例4.鼎及其支架

“镬”是没有足的，容量比鬲甚至比鼎为大。无足是为了便于在炉灶上使用。从这里也可以推测那时已经有了更好的炉子或灶头。

根据以上的炊锅形制及功能的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炊锅是按照从鬲到鼎（经过甗），再到镬，最后到锅这样一条路线进化的。

在安定的社会、微小的人口流动这种情况下，现在大部分炊锅词（除“鬲”之外）的使用从大陆西北到东南角呈波浪形展开（附图表明“鼎”区在台湾、海南岛和福建一带，“镬”区在江、浙、赣、粤一带，其余都是“锅”）。古代的鼎是不用了，但这个词却继承下来了。它们在不同的方言中有一些不同的读法。

分布图1：炊锅（锅、镬、鼎名称）

如果把鼎、镬、锅三个词的共时横信息同历时纵信息联结起来考察，我们将不容置疑地建立从西北到东南这个东亚大陆语言发展方向。这个方向是同汉部落为了扩展自己而所作的选择是一致的。这三个词的波浪分布绝不是仅存的例子。最基本的词汇中可以发现上百个与此平行的例子。例如：

【译述案：上表左栏为北方方言，中间为吴语等地用词，右栏为东南方言】

如果我们选择一个饮食方面的例子，例如现代汉语表示菜肴（做熟的食品）有“菜”“餸”（song）和“配”三个词，它们的分布几乎与三个炊锅词是完全一样。（原附图表明：“配”区在台湾、海南岛、福建一带，“馔”区在广东一带，其余地区为“菜”区。）

分布图2：菜肴（烹煮食物菜、餸、配名称）

“饮”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用来说明语言在东亚大陆的发展。具有“饮”义的重要语素在历史上有三个，它们在当代汉语方言中分别发展为he（“喝”）、chi/yin（“喫/饮”）、1in（“啉”）。它们也是从西北到东南那样分布的。（见分布图3）“啉”区在台湾、海南岛、福建一带；“喫”区在江、浙、湘、鄂一带；“饮”区在广东、广西一带，其余地区为“喝”区。《汉语方言词汇》（253页）认为，“啉”是从马来语lemak借来的（注：承潘悟云告知本人，某些靠近闽语区的吴方言区如温州、平阳有表示drink的[leŋ]。潘认为[leŋ]来自泰语）。“啉”广泛存在于沿海的闽方言中。它可能是大陆南部汉语化之前土著语言的遗存。说它是马来借词似乎缺乏进一步的证据。汉语和马来亚人的接触是中古以后的事了。

分布图3：饮（喝、喫、饮、啉名称）

古汉语中表饮义的是“㱃”或“饮”。唐诗中有“喫”字，具有吃和喝两个意思。“喝”在汉语历史上出现得较晚，大约是15-16世纪，仅有四五百年历史。在这之前都是“饮”的时代。（参见王力1957,580页）

 “喝”同“锅”的情况相仿。“锅”字虽然只见于中古文献中，但实际在更古的时代已经存在，只是被当作西北方言（秦语）看待，而且用另外一种写法表示，以致未能引起现代学者的注意。“喝”在《方言调查字表》中确定它的更古的写法是“欱”“切韵”/“广韵”释为“大啜咽”（大口吞饮）。

“喫”在唐代意思为吃和喝，而在现代标准语里只是吃一义。词典里也是这么写的，说“喫”在早期是吃和喝二义，而发展到晚近时期只有吃义了。也许可以相信，在上古时期就有两个互有区别的语言区域，一个区域里的“喫”只有吃一义，而另一个区域里“喫”就是同时具有吃和喝二义的。这两个“喫”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并存了。在历史文献中发现的任何变化痕迹，可能就是很长时期变化造成的，虽然这些变化只在近代的波浪中出现。

东亚大陆的河流名称的分布类型可以支持以上所建立的语言发展方向。

大体上说，中国长江以北的主要河流用“河”字，如黄河、淮河，长江以南则一律用“江”，如闽江、珠江。词典对“江”和“河”的解释是很模糊的，仅仅把“河”释为河流，把“江”释为大河流。但黄河却是世界最大河流之一。《现代汉语词典》才对此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正。这部词典指出“河”是“天然的或人工的大水道”，“江”是“大河”。运河不能叫“运江”，因为在地理分布上是很清楚的（译述者按，作者的意思是指大运河，大运河的主要部分是在长江以北）。这是南北两种不同的语言发展实例，也许它们分别同南北两种不同的底层语言或口语有关。（参见杰雷•诺曼&梅祖麟1976,280-283页）

分布图4：河、江名称

东亚大陆的满州（指东北）、西北角和朝鲜的河流名称出现得很晚。例如黑龙江和松花江是在唐代以后出现的。朝鲜的地名是在新罗朝景德皇后时期彻底修订过的。从那时起，确定了这样的用法，“江”用于大河流，其他河流用“河”。如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而其他一概作“河”。

这样的标准也被朝鲜人忠实地接受下来了。即使象“清川江”已经包含了河流意思的“川”，也还是要像大同江、汉江、洛东江那样，再加一个“江”字。这就有点象Mississippi River（密西西比河）的名字，虽然出于完全不同的动机。

分布图5：东亚大陆上的河流名称（引自铃木1978：22页）

以上这些可能是俗词源学的产物，但只要碰到东北角的大河流的确一定是“江”，而不叫“河”。“江”和“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西北到东南语言发展的实例，我们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是与前相同的发展方向。

在结束本文时，我们喜欢反问自己的最后问题是：为什么语言发展的方向是从东亚大陆的西北走向东南的呢？

北方部族连续入侵中原是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新时期的组成部分。很明显，在整个历史上大规模地自南向北扩展找不到一个例子——甚至吐蕃入侵唐代首都也是从西方开始的，而不是来自南方。在这种意义上，考虑到文明的中心，那么整个东亚大陆的历史可以被认为是社会和经济变化的结果，而这些结果差不多都是由北方人入侵或迁移带来的。这自然就提醒我们，东半球的其他地区也有向南迁移的波浪，印欧人是由于欧洲气候变化才迁移的，或者就象北美洲西南角的纳瓦霍斯（Navahos）的美洲印第安人那样他们的语言同美洲北部的使用范围达几千英里的阿萨巴斯卡语（Athabaskan）有着引人注目的相似。

以上仅仅是我们所要寻求的理由的一半。北半球的北→南迁移说明了东亚大陆语言持征的向南发展，而不是必然朝“东”南方向发展。亚洲大陆的地理条件可以给我们提供部分答案：在大陆的最南端存在着西藏高原和云南高原这样巨大的障碍的情况下，向东南方向运动就会较少遇到同样的障碍，虽然福建也因多山而与大陆的其余部分分隔开（因此，福建人是最晚被汉化的——虽然福建最终被汉化了，但汉化也只及于沿海地区而不达于多山的“内陆”）。

语言发展方向也可以用大陆低地的生态学的（Ecological）条件来说明。我们发现，许多殷商遗址只是沿着在小山脚下的低地分布开，另外，中国北方的许多神话传说也同龙（是鳄或短吻鳄？）有关，根据这些情况来判断，那些低地在那时可能是无法定居的沼泽。除了有限的山地外，这些沼泽地也阻碍了任何向东推进的企图。沼泽地是适合于殷人及其文明的。

唯一要说明的是，西周从西北方进入殷人居住的低地之前，或许殷人与周共存或对峙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而最后屈服于西周的统治。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中国的诞生。现在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结论，语言学能够确定西周人进入路线，而这正好就是历史学家能够做的，而且实际上在很早以前已经做到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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